它由一种廉价轻便材质成，上面有层易于清洗的涂层，初衷是大轰炸时期分发给在防空避难的市民作为简易床垫。如果拉夫莲基没说错，它的绰号来自于一个叫保罗・莱尔的战俘。作为随军牧师，他运气不错，没有被当场决，而是作为劳动力跟着大队。这样的人数不胜数，大都是些军衔不的医疗兵一类的工种。他当时年纪已然不小，三十五左右，在行军过程中除了其他补给，还背着一个防垫。每当被要求提供服务时，他就将它摊平在地上张开双，咬牙接受。莱尔的故事一传十，十传百，连政府也在考虑是否应该让被发到边缘地区的战俘随携带一张作为服务必须品。莱尔因为他合作的态度得到了褒奖，在法庭上，被糖病折磨的骨瘦如柴的牧师蜷缩在木轮椅上，泪如雨，发誓自己早已悔改，愿意为新政府效力。他的证词得到军官作为德见证人的支持，无罪释放。

        我给埃里希也准备了一张。起初他不太明白我的意思，裹着军旗瞪着我，一副“你这是要什么“的模样。

        “我怕你伤自己，”我轻轻抚摸他的关节，“你看，都青了。”

        “床铺已经不能满足你了么？”埃里希面无表的问。

        “床铺是给人，”我一把薅住他的发和衣领，将他丢甩在橡胶垫上，“你算什么，卡扎罗斯狗？”

        埃里希摔了鼻血，不等他我就了去，很深，很深，每一都很深，他跪在地上，细瘦的腰抖个不停，鲜血滴的满手都是。

        他几乎每天都要用到它，每天，每天，每天。晚餐后我轻轻敲打玻璃杯，穆勒就搬毯，扶着满脸不愿的埃里希躺供我宣。时间长了，他甚至开始害怕玻璃杯碰撞的声音，不仅用餐时尽量保持安静，小心不让勺摩碗底，连我无意间发的细微叮当声，也会叫他吓得满脸惨白，汗如雨，好像药瘾犯了一样浑搐。

        穆勒双手合拢，蜷缩在，用肩膀住地面，抬，把自己放在毯正中央安静的接受，脸上不知是泪还是汗。

        “你被揍了？”我拧着他的乳问。

        “是的，长官。”他温顺的回答，呼随着变动频率。

        “谁揍的？”

        “其他战俘和军官，”他顿了顿，不知是迟疑还是被的说不话，“主要是其他战俘。”

        “很好。”我把他翻过来，开始亲吻啃咬他的嘴唇，“我希望你取到教训了。你的少校没法保护你，只有我可以。”

        “是的，长官。”他糊地说，了无生气的任凭摆。

        我依然非常愤怒。

        我让穆勒换上最好的衣服，厚实的面料把伤痕遮盖的严严实实，项圈也被挡在围巾后面。我让他转圈，退后几步欣赏，略有不满的指责怎么看起来还像个丧气鬼。穆勒赶紧咧开嘴微笑，满脸惊恐，莫名其妙的又泪。

        “你很委屈么？”

        “不，没有，长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