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因里希・莫里茨将军同样得到了不容小觑的展示平台。在一众卡扎罗斯军官里他长相并不突,只是个削肩膀的瘦小黑发男人,几乎被厚重的冬季制服淹没,除了那双锐利的蓝睛,比起将军更像职员或是教师。不难想象在军国思想和男主导的卡扎罗斯他所遭受的调侃。就像女人为了得到认可不得不付男人数倍的努力,莫里茨为了弥补自己“不够阳刚”的外貌,必须比其他人在战术上更加极端。他从不退却,直接死逃兵,即便敌方有压倒的优势也令残余队着炮火冲锋,用手枪跟坦克对抗,甚至多次指示行自杀式袭击。这种疯狂的作风另埃里希也不得不在敬佩之余叹还好没直接在莫里茨的指挥工作。他没什么架,是个彻彻尾的结果主义者,比起埃里希更像恩斯特,认为军容军纪都是其次,重是胜利。“托特豪瑟的赌徒”,在成功奇袭拉瑙卡后,莫里茨赢得了这个半是夸赞半是调侃的绰号。他是那样的忠心耿耿,如果不是因为副官的临时反,一定会以殉国。谢瓦尔德绘声绘的告诉我们他是怎样嘴里着手帕,双手双脚被铁丝和麻绳捆的结结实实,麻袋里像包货一样被投降的副官丢指挥。米加斯的军人没有第一时间给他解开,而是任由他被折磨的小便失禁,肌肉筋挛,濒临截肢才大发慈悲的松绑。他因此落不良于行的病,更显凄楚。为了方便运输,当然也为了羞辱这个落到自己手里的敌人,士兵们给莫里茨找来一个狼犬的笼,里面铺了稻草破棉被。莫里茨无法站直或躺,只能依笼而坐,用棉被围住伤,萎靡不振的随着木架医疗车的颠簸左右晃动,直到发被雪打湿开始发卷。
前者伴随着衬衫的亲吻和轻柔的息,他将握着书的手举到耳边,恍若举手投降,嘴唇依然紧抿,神却很慵懒的微眯,睫投一片阴影,因此我骑在他腰际。他似乎将这种青昵互动视为奖励--我善待他,近乎
我有时会好奇当初同样残疾的埃里希是不是也被帕罗亚的姑娘们用同样的方式摆的。我从未问过埃里希或是穆勒,只是暗示谢瓦尔德和我分享。她告诉我被轮奸后的穆勒如何安痛不生的长官,毫无说服力的劝埃里希不需要为他担心。从谢瓦尔德中我确认穆勒撒谎了,光是红弦乐团里过他的女人就不止十一个。在军需车的斗篷,和几个被俘虏的军医一起,穆勒每晚为敌人张开双或是撅起屁。谢瓦尔德描绘的押送场景凄惨又淫乱,在半明半暗的光影里,几个一丝不挂,只在肩上披外套的战俘步履蹒跚的穿梭于帐篷之前,不断重复着跪和翻的姿势。帕罗亚人用鞭和手枪戳他们柔的,很快战俘就不再反抗,开始呆滞的扮演起军伎和发品的角。他们的脸在奸时被去,有泥土也有涸的血沫,睑方却有两被泪冲刷净的白纹路,一直延伸到唇边。尊严和荣誉没有任何意义,战俘唯一需要的是,香烟和残酒。只有穆勒,他无所不用其极,主动和其他战俘来给军官取乐,一切只为保护长官的清白。每天早晚他都会去探望被囚禁在医疗车里的埃里希,给他带去珍惜的和能找到的最净的,努力帮埃里希维持整洁。埃里希挨过揍也挨过骂,但总归始终穿着。而穆勒呢,金发蓝的人儿穆勒,他在押送途中被彻底打破了,碎片围绕在埃里希四周,形成仪式的庇护圈。然而真正让埃里希免受轮奸厄运的原因是他的脸实在过于难看,白的毫无血,咳的衣领都是鲜血,谢瓦尔德一度怀疑他得了伤寒,应该被就地死。如果不是穆勒用生命保证他只是虚弱,绝对没有传染病,且居位,死亡是帕罗亚人的损失,埃里希现在应该已经化成一摊白骨了。
音乐打拍,急不可耐的想从侵略者如今狼狈的模样里寻乐。第三政治改造营喜收藏老旧版画的政治委员纳・丘里耶娃甚至别心裁的将一个中年战俘拴在边游街示众。他是个孱弱的蓝睛男人,金发白了大半儿,低垂,巴着,双手和脖被铁链连在一起,被迫保持着半举手的姿势,因为赤足被磨鲜血而步履蹒跚。男人的光白皙,后背却布满累累鞭痕,连脚踝也带了重铐,比肤略深的疲阴随着动作在两间毫无气派的晃动,像被绞死的宪兵尸--和所有政治犯一样,他也被割去包。战俘两和脊背一片污秽,有也有愤怒的路人投掷的泥巴,在血的助力凝结成可悲的痕迹。这场游行对他来说一定分外耻辱,因为他始终保持着双手张开的姿势,笨拙地想用修长的手指遮住自己的面孔。然而镣铐太紧,他只能寄希望于被留到颧骨的刘海和因此努力把低去,即便项圈会叫他窒息充血。丘里耶娃很懂如何满足民众的期待。她让走得很慢,时不时用力一拽,让囚犯猝不及防的仰起,痛苦地向前倾。这一戏剧化的举动不仅引起民众的喝彩,还满足了拉瑙卡地方日报记者瓦西里・尼诺夫先生贪婪的镜。他抓拍到囚犯完整的,写满痛苦的脸,占据大半个报纸版面,文则是一个巧妙的双关“小看米加斯的路德维希・温特输的脸底都不剩”。卡扎罗斯的温特长官大人曾在占领期间担任了数年的拉瑙卡执行市长,凭借那张优雅漂亮的脸和好大喜功的恼人个引起诸多不满。他最有名的照片大约是在初来拉瑙卡冬天,他像好战的公爵一样披着昂贵的大衣,上面缀满镶有宝石的珐琅徽章,前斜挂着一条花纹繁琐的蓝绶带。的黑的坐骑也被打扮成差不多的模样,笼上装蓝缎带,黑油光,和从两侧垂的军靴为一。“玩偶市长”,拉瑙卡人私里讽刺他。那时的温特风光无限,要求整个拉瑙卡的居民都被驱赶到路边,在瑟瑟寒风中迎他们新的主人。现在他走在同样的路上,只是换了份,再也无法抬起用巴看人,而是如丧家之犬一样夹起尾巴,冻的鼻涕都要到嘴唇。
“你为什么没自杀?”我经常这么问,目的是调还是羞辱取决于我的动作。
没有什么比看到敌人的惨状更让人确定自己的胜利了。我想这就是大多死刑判决都在把战犯吓之后被改成终监禁的原因,他们要成为活的丰碑和纪念,关于战俘的每一条消息消息都是打在卡扎罗斯脊背上响亮的鞭和送给米加斯的喝彩。我们赢了,彻彻底底的赢了,纵是伤痕累累,也让对方付惨痛代价。诚然,思基那样的和平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或人主义者会质疑我们的法,认为我们实在太过残忍。然而就像思基从不考虑自己丰厚的薪到底从何而来一样,大多是反对者在意识到战俘作为免费劳动力到底能为经济复苏吃怎样的贡献后都会选择沉默。唯一需要担心的只有两个问题,一,该如何让劳动力变成“可持续发展的劳动力”。二,如何保证他们永远不会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