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夹棍以后，她又被摁在冷里拷问了一番，而后才被拖回牢房。她的双臂继续被地吊着，脚尖与膝盖始终紧绷僵，这些关节肌肉起先传来类似筋的剧痛，而后变成针扎一般，神经质地不知什么时候会现，又什么时候会消失的刺痛，最后甚至连疼痛也消失，别说这样那样的疼，她连这些关节的存在也已经几乎知不到了。她大概能够猜，此前他们由于一些顾虑，并不想在她上留什么可以被追究的伤痕，但上过这一套夹棍之后，这些顾虑显然就变得毫无必要，墙上所挂的那些逐一招呼在她上，恐怕只是时间问题。

，正在这时，电话机竟然真的响了起来。

        在又一次濒临昏厥之前，阮静秋迫自己醒了过来。

        屋值守的特务闻声过去开门，看见来人，惊得“啊”了一声，赶忙敬礼：“廖长官！您这是——”

        敬副官应了声，又问他：“长官，我们这是去哪儿？”

        作为一个已在民国生活了十余年的现代人，她并不是刚刚意识到这个时代的许多事并不像网络小说和影视剧里所写的那样好，但恐怕直到最近才真正明白这些人和事究竟可以有多坏。若像许多小说作者所写的那样直接晕死过去或许还更好些，偏偏某日看守们曾趁她昏沉，拿了所谓写着供的纸张来，掰着她的手指想要迫她画押。她挣扎着湿、破了纸张，结果又挨了两重重的耳光，看守们随即用两套桚套住了她手指的关节，用那些拿油泡过了的、结实的竹棍发狠地夹她的手指。

        这阴差阳错的十几年里，她在巴黎街逃过黑帮的火并、见过长江沿岸累累的饿殍与白骨、穿越过昆仑关不见五指的硝烟与战壕、经历过异国他乡寄人篱的委屈和艰辛。她如此幸运地见证了抗战胜利的时刻，如此幸运地得遇值得倾心的尊长、忠诚可靠的友人、饮酒谈天的知己，她已拥有了过去从不敢想象的丰富而又彩的生命。因此，为自己所持的一件事慨然赴死，一定是件很值得的事。

        这句话清楚无误地传到了楼的地牢深。廖长官！阮静秋只觉自己的脑袋里也同时“啊”了一声——是廖耀湘！

        难司令官真能未卜先知？他惊讶之余，连忙上前拾起听筒，电话另一传来的声音让他更加震惊，愣了片刻，才想起把听筒向廖耀湘递过去，同时低声说：“是杜先生。”

        她有些凄凉地想，自己这样的一个无名小卒所最后落得的如此凄惨的结果，既不会成为后世传颂敬仰的典范，也很难为这几位位权重的长官真正带来什么好——毕竟除了她以外，沈阳司令还有许多人也同样遭受着威利诱——与之相比，顺坡驴见风使舵倒是很轻易的，可她又不愿意这么。她自认是一个不的人，也对世上绝大多数的人和事没有烈的好恶，一件事与不，于她来说大多没有什么不同。可是，假如这件事正是十分罕见的她不愿意、她不想要的其中之一，她总归没有办法勉自己。

        廖耀湘不由得也挑了挑眉——这还是杜聿明离开东北以后第一次主动联络他。他想不到对方会为什么事在北宁路一线战事正紧的时候找上自己，疑惑之，主动开问候：“杜先生，我是耀湘。您的最近好些了吗？”

        正想着这些，楼上忽然传来一些声音。这座改造后的地牢隔音很差，有时不光能听见楼上的脚步声，就连说话交谈的容也能听个七八成。现如今她坏了一只耳朵，楼上的声音就听不太真切，但心里莫名由此燃起了一些希望，不由打神，竭力听着楼上的动静。

        时隔近二十年，当她被迫再次回想这段时间的经历并描写经过时，她还是不太记得当时自己究竟说了什么，了怎样的反应；也许她心底仍然觉得这是一段十分惨痛的经历，以至于本不敢回想。她看着自己的手指胀起来，先是发红，然后渐渐地变成紫黑，时而痛得要昏过去，时而又惊醒过来。她心里有一些模糊的念，唯恐特务们趁她昏迷，她的手指签字画押，于是不住地告诉自己，无论怎样都要保持清醒。

        廖耀湘风风火火地答：“回沈阳！”

        敬副官听不到杜聿明的声音，却见廖耀湘的脸愈发地沉了去，眉紧紧地蹙起来，好像听到了某个既令他愤怒不已又焦急万分的消息。才放听筒，他便抓起了外衣，脚生风地往作战室外走。敬副官连忙跟上去，听他语速极快地吩咐：“叫李军长过来暂代指挥，你去准备车，司机一定要可靠。记住，这件事不能透给任何人。”

        而事也确实如她的希冀，一辆疾驰而来、沿途惊起无数飞鸟的级轿车停在了沈阳城郊这栋粉饰一新的洋房门外。一名着军装的中年男走轿车，大步星地冲院，拳把一扇房门擂得山响。